满屋“名酒”值千金，病危丈夫四千难？上海老人泣诉骗局
第一章：积压的财富幻梦上海老城区狭窄的弄堂深处，午后的阳光斜斜地切过斑驳的墙壁，在青石板上投下明明暗暗的光影。七十七岁的杨阿婆推开吱呀作响的木质楼梯门，踏上通往自家阁楼的陡峭台阶。空气中弥漫着陈旧木料与尘封纸箱混合的气息，还隐约飘荡着一股奇异的酒精味——尽管每一箱酒都密封完好。
阁楼不足二十平米的空间里，酒箱从墙角开始堆叠，像一座正在生长的怪异建筑。最底层的纸箱边缘已经微微泛黄、受潮变软，那是五月份第一批送来的“珍藏版茅台”；中间几层的箱子还算崭新，贴着“世博会十五周年纪念酒”的烫金标签；最顶上的十几箱刚到不久，崭新的包装上印着“军区内部特供”的鲜红字样。这些箱子层层叠叠，几乎触碰到倾斜的天花板，只留下一条仅供一人侧身通过的狭窄走道。
杨阿婆小心地侧身穿过这条走道，手指轻轻拂过那些粗糙的纸箱表面。她的动作很慢，像是在抚摸什么珍贵之物。在酒箱堆砌出的阴影里，唯一的光源来自那扇小小的老虎窗。光线透过积满灰尘的玻璃，在箱子顶端切割出一块昏黄的光斑，光斑里尘埃缓缓起舞。
“二百二十一、二百二十二……”杨阿婆喃喃自语，声音在密闭空间里显得空洞。她今天早上又收到两箱，是那个自称“刘经理”的年轻人亲自送来的。小伙子穿着笔挺的白衬衫，笑容温暖得像刚出笼的馒头，说话时眼睛弯成月牙：“杨阿姨，这批是最后一批内部价了，下周就要调价。您要是现在不囤，到时候转手卖给那些收藏家，至少少赚一半。”
杨阿婆记得自己当时犹豫过。床头柜的铁皮盒子里，存折上的数字已经降到令人不安的程度。老伴去年脑梗住院时，她翻遍家里只凑出三千多块钱，最后还是儿子连夜取了钱才交上住院费。那一夜，她坐在医院走廊冰凉的塑料椅上，第一次认真考虑起“赚钱”这件事——靠每个月那点微薄的养老金，连一场突发的疾病都应付不来。
她坐到唯一一张没被纸箱占据的藤椅上，从围裙口袋里掏出那部儿子淘汰下来的智能手机。屏幕已经裂了几道细纹，但她还是熟练地点开微信，找到那个名为“名酒汇刘经理”的联系人。聊天记录长得划不到头，最早的消息停在五月七日：“阿姨您好，我是小王的朋友小刘，听说您对收藏投资感兴趣……”
接下来是长达数周的温柔攻势。每天早晨七点半，刘经理的问候准时抵达：“阿姨起床了吗？今天上海降温，多穿件衣服。”中午时分，他会分享几张酒桌上的照片——旋转餐桌上摆着精美的酒瓶，背景里隐约可见奢华装修；晚上八点，他的私人直播间准时开播，背景永远是一整面墙的名酒陈列柜，他戴着白手套，用镊子夹起各种证书：“大家看，这是茅台厂的防伪技书，这是国家质检报告……”
最让杨阿婆心动的是那些“成功案例”。刘经理经常在朋友圈发截图：“恭喜李阿姨转手二十箱，净赚八万！”“王伯伯囤了三个月的酒今天被酒店采购，利润率百分之三百！”配图里是一沓沓现金和手写的感谢信。那些字迹各异，但语气都充满感激：“感谢小刘帮我赚到养老钱”“孩子买房的首付终于凑齐了”。
阁楼的门被轻轻敲响，儿子端着一碗绿豆汤站在门口，眉头紧锁：“妈，你又上来了。”他的目光扫过那些酒箱，眼神复杂，“今天楼下张阿姨问我，咱们家是不是改做批发了。”
杨阿婆接过碗，没有喝：“你别管。等这批酒出手了，你爸下次复查的钱、孙子上兴趣班的钱，都有了。”她说这话时，眼睛盯着手机屏幕，刘经理刚刚发来一条新消息：“阿姨，明天我们公司有客户答谢会，您作为VIP客户一定要来参加，现场还有更大的惊喜。”
儿子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他退出阁楼时回头看了一眼——母亲坐在昏黄光线里，身形瘦小得几乎要被那些纸箱的阴影吞没，但她的眼睛盯着手机屏幕，里面有一种他许久未见的、近乎炽热的光。
窗外传来收废品的吆喝声，由远及近，又渐渐远去。杨阿婆起身，走到最新送来的两箱酒前，蹲下身仔细检查封条。纸箱角落有一处不起眼的破损，她用手指摩挲着那个破口，心里掠过一丝疑虑。但很快，她又想起刘经理昨天在电话里的保证：“阿姨，我们的酒要是有一瓶假的，我十倍赔偿。我做这行八年了，靠的就是信誉。”
她从口袋里掏出老花镜戴上，凑近看纸箱侧面的生产日期。油墨印得有些模糊，但勉强能认出是“2023年12月”。这时手机震动起来，是刘经理发来的会场定位——一家四星级酒店的宴会厅。附言写着：“阿姨，明天来的都是高端客户，您穿得体面些，说不定当场就能谈成几单生意。”
杨阿婆的手指在屏幕上方悬停片刻，然后打开衣柜，开始挑选明天要穿的衣服。衣柜里挂着几件好些年的旧外套，最后她的目光落在一件墨绿色的旗袍上——那是六十岁生日时女儿买的，她只穿过两次。
旗袍的丝绸面料在昏暗中泛着幽微的光泽。她把它取下来，轻轻抚平衣襟上的褶皱。
第二章：甜蜜的陷阱与意外的转机
五月的第一场雨敲打着窗玻璃时，杨阿婆第一次点进了那个直播链接。
那是女儿教她使用微信三个月后的事。起初她只在家庭群里发发养生文章，直到有一天，久未联系的老邻居王阿姨突然发来一条消息：“阿杨，有个赚钱的门路，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你要不要听听？”
链接点进去，是一个装修精致的虚拟直播间。背景是深胡桃木色的酒柜，上面摆满了各种她只在电视广告里见过的名酒。主播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屏幕下方标注着“国家品酒师刘经理”。他说话不疾不徐，没有一般主播那种声嘶力竭，反而像在和老朋友聊天。
“很多叔叔阿姨问，为什么市面上买不到真正的特供酒？”他拿起一瓶包装华丽的酒，对着镜头转动，“因为真正的好东西，根本不会流到普通市场。就像我手里这瓶‘世博会十五周年纪念酒’，只供给特定渠道的贵宾客户。”
杨阿婆原本打算看一眼就退出，但刘经理接下来的话留住了她：“我知道，叔叔阿姨们辛苦一辈子，攒点钱不容易。通货膨胀这么厉害，钱放在银行里就是在贬值。我们公司为什么做这个项目？就是想给咱们中老年朋友一个稳妥的投资渠道——酒不会坏，越存越值钱，我们还会帮您对接销售渠道。”
直播结束时，杨阿婆收到了刘经理的好友申请。她犹豫着通过了。
接下来的两周，刘经理每天都会发来问候和“小知识”：“阿姨知道怎么鉴别茅台真假吗？”“今天给阿姨看看我们公司的仓库实拍。”视频里，巨大的仓库堆满酒箱，工人们忙碌地装卸货物。偶尔还会有“客户回访视频”，镜头里那些和她年纪相仿的老人笑容满面：“我跟着小刘投资半年，赚了五万块”“这比理财保险靠谱多了”。
真正让杨阿婆下定决心的是五月中旬的那个电话。刘经理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带着恰到好处的关切：“阿姨，听王阿姨说您老伴身体不太好？哎呀，那您更得为自己考虑考虑了。我们这边刚好有个‘养老保障计划’，只需要囤二十箱基础款，公司保证半年内帮您溢价百分之三十转手。就算转不出去，您也可以留着自己喝，这酒养生。”
第一箱酒送到时，杨阿婆按照指示，准备了五千元现金。送货的是个年轻小伙子，穿着印有“名酒直达”字样的工作服，态度恭敬地让她验货。纸箱比想象中重，她费力地拆开一角，里面是六瓶乳白色瓷瓶，瓶身上确实印着茅台标志。她拧开一瓶闻了闻——浓烈的酒味冲进鼻腔，她不懂酒，但觉得这味道和年轻时在厂长家闻到的差不多。
“都是真的，阿姨您放心。”小伙子递过来一张收据，上面有手写的编号和印章。
最初的三个月平稳度过。杨阿婆又陆续追加了四次，酒箱在阁楼上越堆越高。刘经理每周都会打电话“汇报进展”：“阿姨，您的酒我们已经登记到VIP客户系统了”“有个浙江的老板在询价，可能要五十箱”。每次通话结束，杨阿婆心里都会踏实几天，但很快又被新的焦虑取代——毕竟，钱一天没到手，这事就一天不算成。
转机出现在八月的酷暑里。那天上海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杨阿婆看着电费账单，突然对这笔投资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她第一次主动给刘经理打电话，声音有些颤抖：“小刘啊，阿姨想了想，家里实在放不下了，能不能先退掉三十箱？等有销路了再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杨阿婆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她已经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没想到刘经理笑了：“阿姨您别紧张，退当然可以退。我们公司最重视客户体验，这样，我明天就派人上门，按原价给您退三十箱的钱。”
第二天下午，果然来了两个工作人员。他们清点了三十箱最早批次的酒，当场数出六万元现金。为首的中年男子还递上一盒月饼：“阿姨，刘经理特意交代的，中秋快到了，一点心意。他说理解您的顾虑，等这批酒帮您卖出去了，您自然会继续合作。”
杨阿婆捧着那叠厚厚的钞票，手在微微发抖。她送走工作人员后，一个人在客厅里坐了很久。夕阳透过纱窗照进来，在钞票上投下温暖的光斑。那一刻，所有疑虑烟消云散——一个肯主动退款的公司，怎么可能是骗子？
当晚，刘经理的电话如期而至：“阿姨，钱收到了吧？其实今天退酒的那位李总，就是我们的收购商之一。他看了您的酒，说品相保存得很好，问还有多少存货。您看，机会这不就来了吗？”
杨阿婆握着话筒，声音里满是愧疚和感激：“小刘，阿姨之前不该怀疑你……”
“阿姨您这就见外了。投资嘛，谨慎是应该的。”刘经理的声音温柔得像在哄孩子，“这样，李总那边大概还需要一百箱，但我建议您别全出，留一部分。下个月我们要推‘建军节特供酒’，这批增值空间更大。”
挂掉电话后，杨阿婆做了一个决定。她打开床头柜的铁皮盒子，取出最后一张定期存单——那是她和老伴攒了十年的养老钱，原本计划用来翻修老房子。第二天一早，她就去银行办理了提前支取。
九月初，阁楼彻底变成了酒箱的森林。杨阿婆不得不挪走老式的樟木箱，把冬衣被褥塞到床底下。儿子来送中秋礼物时，站在阁楼门口愣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妈，适可而止。”
她没有解释，只是指着那些酒箱说：“等这批出手了，妈给你换辆新车。你那辆桑塔纳都开十年了。”
儿子摇摇头，默默下了楼。杨阿婆听见他在门口和邻居说话的声音：“……劝不住，谁说都不听。”
她转身面对那些酒箱，轻轻抚摸着最上面一箱的封条。纸箱粗糙的表面摩擦着掌心，她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心。窗外月色正好，银白的光洒在层层叠叠的纸箱上，给这个拥挤的空间镀上了一层梦幻般的色泽。
刘经理发来微信：“阿姨，新款‘军区特供’已经给您预留了五十箱，这次真的量很少，您看要不要？”
杨阿婆几乎没有犹豫，她慢慢地、一个键一个键地按出回复：“要。什么时候送货？”
第三章：双重骗局悄然降临
九月中的一场秋雨过后，上海的空气里终于有了些许凉意。杨阿婆关节炎的老毛病又犯了，膝盖疼得上下楼都费劲。她坐在阁楼的藤椅上，用热水袋敷着膝盖，另一只手还在翻看刘经理发来的“军区特供酒”宣传册。彩印的册子做工精美，上面那些穿着军装的人像、闪闪发光的徽章，都透着股不容置疑的权威感。
手机就是在这时响起的。来电显示是个陌生号码，区号021。杨阿婆迟疑着接起来。
“请问是杨秀英同志吗？”一个沉稳的中年男声传来，用词正式得让她愣了一下。她已经有几十年没被人叫过“同志”了。
“我是。您是？”
“我是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后勤处的王建国。”对方语速平稳，带着公务人员特有的腔调，“冒昧打扰您。我们通过一些渠道了解到，您手头收藏了一批品质不错的特供酒？”
杨阿婆的心脏猛地跳快了几拍。她握紧手机，从藤椅上直起身子：“是……是有一些。您怎么知道的？”
“机关有机关的渠道嘛。”王主任轻笑一声，既不显得过于热络，又不让人觉得疏远，“是这样，我们十月份要接待一批重要来宾，需要采购一批接待用酒。听说您收藏的酒里有世博会纪念款和军区特供款，这两类正好符合我们的需求。”
窗外的雨又下大了，敲在瓦片上噼啪作响。杨阿婆却觉得阁楼里突然闷热起来，她站起身，在酒箱间的狭窄过道里来回踱步：“王主任，您的意思是……要买我的酒？”
“如果品质确实达标的话。”王主任的声音依旧平稳，“杨同志，咱们按程序来。明天我会派专人去取样，送质检部门检测。如果通过，我们可以先签意向合同，预付百分之三十的定金。价格方面……”他停顿了一下，像是在翻看什么文件，“世博款我们可以给到每瓶一千八，军区特供款两千二。这个价格比市场回收价高百分之二十，算是我们对民间藏家的支持。”
杨阿婆快速心算着。一千八，两千二……她进货价分别是八百和九百。如果按王主任说的价格全部出手，她不仅能收回全部本金，还能净赚……她的呼吸急促起来，不敢再算下去。
“杨同志？”王主任在电话那头唤了一声。
“在，在。”杨阿婆连忙应道，“王主任，酒肯定是真的，刘经理他们公司都有质检报告的……”
“第三方报告我们只作参考，还是要以我们的检测为准。”王主任打断她，语气温和但不容置疑，“这样，明天上午十点，我让小李去您那里取样。地址是虹口区那个老弄堂吧？”
“对对，就是那儿。”杨阿婆连忙报出门牌号。
挂断电话后，她在阁楼里站了很久。膝盖的疼痛不知何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轻飘飘的眩晕感。她慢慢走到窗边，推开那扇积满灰尘的老虎窗。潮湿的风涌进来，吹散了阁楼里沉闷的空气。弄堂对面的人家正在做晚饭，油烟从厨房窗口飘出来，空气里弥漫着红烧带鱼的咸香——那是她最熟悉不过的、平凡生活的味道。
但此刻，这种味道却让她感到一种莫名的疏离。她轻轻关上了窗。
第二天上午九点五十分，门铃准时响起。来的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穿着朴素的夹克衫，胸前别着个工作牌，上面写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字样，还有照片和编号。他自称小李，说话办事一板一眼，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取出白手套、密封袋和取样单，每取一瓶酒都仔细记录批号、拍照留存。
“杨阿姨，这些样品我们会送到指定检测机构。”小李一边填写单据一边说，“三个工作日出结果。如果合格，王主任会亲自来和您签合同。”
“好好，不着急。”杨阿婆嘴上这么说，手却无意识地搓着围裙边缘。
小李临走前，忽然压低声音说：“阿姨，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他环顾四周，确认没有其他人，“我们这种采购，通常都是直接对接酒厂或者特许经销商。这次找到您，是因为……嗯，您认识的那位刘经理，他的上家其实是我们之前的供应商，后来出了点问题。”
杨阿婆心里“咯噔”一下：“什么问题？”
“质检不过关。”小李摇摇头，“具体我就不多说了。总之，您这批酒如果检测合格，以后可能就是我们长期合作的民间供应点了。王主任很重视这件事。”
这话像一颗定心丸，又像一剂兴奋剂。送走小李后，杨阿婆第一次主动给刘经理打了电话，语气里带着压抑不住的兴奋：“小刘啊，咱们的酒被市机关看上了！刚才来了人取样！”
电话那头的刘经理沉默了两秒，再开口时声音有些复杂：“阿姨，这是好事啊……不过，机关采购流程很严格的，您要当心。”
“人家定金都准备付了。”杨阿婆没听出他话里的异样，“小刘，这次要是成了，阿姨得好好谢谢你。”
刘经理干笑了两声：“阿姨客气了，这都是您自己的福气。那……您那边有什么进展，随时告诉我。”
三天后的下午，王主任亲自登门。他五十岁上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质地精良的灰色中山装，手里提着一个皮质公文包。最让杨阿婆信服的是他的做派——进门先递上工作证，然后从包里取出一式三份的合同，每页都盖着鲜红的公章。
“检测结果全部合格。”王主任扶了扶金边眼镜，“杨同志，您这些酒的保存条件很好，品相完美。我们决定全部采购。”
合同条款清晰：预付定金百分之三十，货到付清余款。交货日期定在十月中旬，正好赶上接待任务。王主任当场点了六万元现金作为定金——厚厚六沓百元钞票，用银行专用的封条捆着。
“这是正规程序，所以用现金。”王主任解释说，“到时候尾款也是现金，您清点起来方便。”
杨阿婆用颤抖的手在合同上签下自己的名字。钢笔尖划破纸张的沙沙声，在她听来犹如天籁。王主任离开前，特意嘱咐道：“这件事涉及公务接待，还请杨同志暂时保密，连家人也最好别说。等交易完成，您再给他们一个惊喜。”
“我懂，我懂。”杨阿婆连连点头。她送王主任到弄堂口，看着他坐进一辆黑色轿车——不是她想象中的公务车，而是一辆普通的丰田。王主任摇下车窗解释：“私车公用，低调点好。”
回到阁楼，杨阿婆把六万元现金放在酒箱上，看了很久。夕阳从老虎窗斜射进来，照在钞票上，那些红色的图案仿佛在发光。她想起老伴去年住院时的窘迫，想起儿子为了攒钱每天加班到深夜，想起小孙女说起同学家有钢琴时羡慕的眼神……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刘经理发来的微信：“阿姨，合同签了吗？”
她想了想，回复：“签了。谢谢你啊小刘。”
对方正在输入的状态持续了很久，最后发来的只有三个字：“恭喜您。”
夜色渐深，弄堂里传来电视声、炒菜声、孩子的哭闹声。杨阿婆坐在黑暗的阁楼里，没有开灯。酒箱的轮廓在昏暗中像一座座沉默的山丘，而她坐在山脚下，手里紧紧攥着那份盖着红章的合同。
膝盖又开始疼了，但她不在乎。她忽然想起年轻时在纺织厂工作的日子，三班倒，机器轰鸣，空气里永远飘着棉絮。那时她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坐在宽敞明亮的房子里，不用再为钱发愁。后来她退休了，房子依旧狭小，钱依旧不够花。而此刻，在堆满纸箱的阁楼里，在膝盖隐隐作痛的老毛病中，她觉得自己终于触摸到了那个延迟了四十年的梦。
窗外传来猫叫声，凄厉悠长。杨阿婆站起身，打开电灯。昏黄的灯光瞬间充满阁楼，那些酒箱在光线下显得如此真实，如此可靠。
她开始计划这笔钱的用途：先给老伴做个全面体检，再给儿子换车，给孙女买架钢琴……剩下的存起来，应该还能把老房子简单装修一下。
这个夜晚，杨阿婆睡得很沉，很香。她做了一个梦，梦里自己穿着那件墨绿色旗袍，站在明亮的大厅里，周围都是祝贺的人。醒来时，天刚蒙蒙亮，她摸到枕边那份合同，嘴角不自觉地扬起微笑。
她不知道的是，在城市的另一头，那个自称“王主任”的人摘下金边眼镜，揉了揉眉心，对身边的人说：“鱼咬钩了。准备下一阶段的方案吧。”
而刘经理的手机上，一条新消息刚刚抵达：“她那边定金付了。按计划，十月中旬收网。”
第四章：裂缝中的微光
十月初的上海，空气里开始有了桂花的甜香。弄堂口那棵老桂花树今年开得特别盛，金黄细碎的花粒密密匝匝地缀满枝头，风一过，便簌簌地落下一地香屑。杨阿婆每天清晨打扫门前时，都会特意绕过那层金色花毯——她舍不得扫掉这份秋日馈赠的美好。
阁楼里的酒箱已经按照“王主任”的要求重新整理过。世博款归世博款，军区特供款归军区特供款，每一箱都擦拭得干干净净，箱体上用黑色记号笔工整地标注着编号。杨阿婆还特意去文具店买了塑料防尘膜，一箱一箱仔细包裹，生怕落了灰尘影响品相。
儿子这几天总觉得母亲不对劲。往常节俭到连剩菜都舍不得倒的老人，居然连续三天买了螃蟹回来蒸；阁楼里时不时传来挪动重物的声音，问她，她就含糊地说“整理整理”。最奇怪的是母亲的眼神——有种压抑着的兴奋，像藏着什么天大的秘密。
“妈，您是不是又买酒了？”晚饭时，儿子终于忍不住问。
杨阿婆夹菜的手顿了顿：“没有，早就没买了。”这话倒不假，她确实没再向刘经理进货。
“那阁楼上那些……”
“那些快出手了。”杨阿婆打断他，语气里带着罕见的笃定，“你就别操心了，妈心里有数。”
儿子还想说什么，被妻子在桌下轻轻踢了一脚。饭后，夫妻俩在厨房洗碗，妻子压低声音说：“你妈那个脾气，你越问她越不说。不如……我明天请个假，在家看看情况？”
于是第二天，当快递员再次上门送酒时——这是刘经理说的“最后一批补货”，杨阿婆坚持要凑个整数——儿媳悄悄记下了快递单号。纸箱上寄件人信息潦草，只有一个姓氏“李”和模糊的电话号码，地址栏写着“青浦区某街道某号”，具体门牌被水渍晕染得看不清。
儿媳把单号拍下来，发给在物流公司工作的表弟。表弟当晚回复：“姐，这个单子有点怪。系统显示是从青浦一个代收点发出的，不是正规仓库。而且……寄件人电话是空号。”
裂缝，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悄然蔓延的。
儿子得知后，沉默了整整一晚。第二天清晨，他敲开母亲的房门，没有质问，只是说：“妈，把您那个刘经理的联系方式给我，我有个朋友也想买酒，咨询咨询。”
杨阿婆警惕地看着他：“你要这个干嘛？人家很忙的，别随便打扰。”
“妈。”儿子的声音很轻，却带着沉甸甸的重量，“您还记得爸住院那次吗？四千块钱的押金，您掏了半个小时才掏出来，全是一百、五十的零钱。护士的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
这话像一根针，轻轻刺破了杨阿婆这些日子以来用期待和幻想构筑的气球。她的嘴唇颤了颤，最终什么也没说，默默把刘经理的微信推给了儿子。
儿子没有立即联系刘经理，而是拿着快递单号，开车去了青浦那个代收点。那是个藏在城乡结合部小巷里的杂货店，兼做快递收发。老板娘是个胖胖的中年妇女，正在门口剥毛豆。
“这个单子？”老板娘眯眼看了看照片，“哦，老李头的。他经常来寄东西，都是这种纸箱子。”
“老李头？全名叫什么？住哪儿？”
“那我可不清楚。”老板娘摆摆手，“他就住附近那片待拆迁的老公房，七十多了，一个人住。每次来寄东西都付现金，说是帮儿子公司的忙。”
按照老板娘指的方向，儿子在迷宫般的旧式小区里转了近一个小时，才找到那栋墙皮脱落的六层楼房。三楼那户的房门虚掩着，传来咿咿呀呀的沪剧唱段。他敲了敲门，一个佝偻的身影出现在门后——那是个瘦得惊人的老人，眼眶深陷，手上满是老年斑。
“你找谁？”老人的声音沙哑。
儿子出示了手机上的快递单照片：“李伯伯，这个单子是您寄的吗？”
老人的脸色瞬间变了。他下意识想关门，却被儿子用脚抵住。“我没有恶意。”儿子放缓语气，“我母亲收了您寄的酒，我想知道这些酒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对峙持续了半分钟。老人深陷的眼眶里，浑浊的眼珠转了转，最后侧身让开了门：“进来吧。”
屋子不足三十平米，堆满了各种杂物。最触目惊心的是墙角——那里整整齐齐码放着几十个空酒箱，和杨阿婆阁楼里的一模一样。不同的是，这些箱子都已经拆封，里面塞满了旧报纸、空塑料瓶等废品。
“我……我就是个帮忙的。”老人哆嗦着坐到破旧的沙发上，“有人给我钱，让我用这个地址收件，再按照他们给的单子寄出去。每寄一箱，给我五块钱。”
“谁给的钱？”
“一个年轻人，姓什么不知道。”老人从抽屉里翻出个旧笔记本，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字迹记录着寄件日期和单号，“他每个月来一次，给我现金，还有下次要寄的地址。有时候他也让人把货直接送到我这里，我再转寄。”
儿子翻看那些记录，心跳越来越快。单子上的收件人遍布上海各个区，浦东、闵行、静安……名字大多是“王阿姨”“张伯伯”“李奶奶”，一看就是老年人。发货频率很高，几乎每隔两三天就有一批。
“您没问过这些酒是真是假？”儿子的声音有些发颤。
老人苦笑着指了指自己的腿——裤管下露出的一截小腿瘦得皮包骨头，还贴着膏药。“我糖尿病十多年了，去年又摔断了腿。退休金不够看病买药，儿子下岗了，孙子还在读大学……”他低下头，声音越来越小，“我就是想挣点药钱。他们说不违法，就是帮忙转发货物。”
屋里陷入了沉默。只有老式收音机里还在唱着《芦荡火种》的选段，哀婉的唱腔在逼仄的空间里回荡。窗外传来收废品的吆喝声，由远及近，又渐渐远去。这个被城市遗忘的角落里，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因为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被命运粗暴地联结在了一起。
儿子离开时，老人拄着拐杖送到门口。犹豫再三，老人还是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名片：“那个年轻人……有一次落下的。”
名片设计简陋，上面印着“上海醇酒文化交流中心”，没有具体地址，只有一个手机号。背面用圆珠笔草草写着一行字：“下周货到，照常发。”
回程的路上，儿子把车停在路边，很久没有发动。夕阳把挡风玻璃染成血色，他看着那张名片，想起母亲这些日子眼里闪烁的光，想起父亲躺在病床上时干裂的嘴唇，想起女儿说“同学家都有钢琴”时小心翼翼的表情。
手机震动起来，是妻子发来的微信：“妈下午去银行了，取了两万块钱，说要买什么‘最后的机会’。我拦不住。”
他深吸一口气，发动车子。仪表盘的灯光在渐浓的暮色中亮起，像一双沉默的眼睛。
当晚，杨阿婆发现儿子儿媳异常沉默。饭桌上，她几次想提起“快要发财”的事，都被儿子岔开话题。直到晚饭后收拾碗筷时，儿子突然说：“妈，我有个朋友在市场监管局，他说最近在查假酒。您那些酒……要不先拿几瓶给他看看？”
杨阿婆手里的碗差点滑落。她稳了稳心神，强笑道：“瞎说什么，王主任那边都检测过了，都是真的。”
“哪个王主任？”
“就……就一个朋友。”杨阿婆转身往厨房走，背影有些仓促。
儿子和儿媳对视一眼，没再追问。夜里十一点，等母亲房里的灯熄灭后，儿子悄悄摸上阁楼。他用手机照亮那些酒箱，一箱一箱地查看。在第三排最下面一箱的角落，他发现封条有被拆开又重新贴上的痕迹——那是杨阿婆取样给“小李”时留下的。
他小心地拆开那个纸箱，取出一瓶“军区特供”。酒瓶在手电光下显得粗糙廉价，瓶身上的字样印刷模糊，甚至有一个字缺了一角。他拧开瓶盖，浓烈刺鼻的酒精味冲出来——不是酱香，不是浓香，而是一种劣质勾兑酒特有的冲鼻气味。
手机在这时亮起，是表弟发来的消息：“哥，我托人查了那个‘醇酒文化交流中心’。工商注册是有的，但地址是虚拟办公室，联系电话就是名片上那个。而且……这家公司半年前就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手电筒的光柱在酒瓶上颤抖。儿子看着满阁楼的纸箱，突然感到一阵窒息般的眩晕。二百多箱，近三十万元，父母攒了一辈子的血汗钱，就这样变成了堆满阁楼的、散发着刺鼻气味的液体。
而此刻，楼下传来母亲轻微的咳嗽声。她在睡梦中翻了个身，继续做着那个关于旗袍、关于明亮大厅、关于不再为钱发愁的梦。
月光从老虎窗漏进来，照在那些酒箱上。它们沉默地站立着，像一座座白色的墓碑。
第五章：局中局的崩塌
十月十五日，是合同约定的交货日。杨阿婆起了个大早，天还没亮就醒了。她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这场秋雨已经连绵下了三天，弄堂里的青石板被洗得发亮，墙角长出深绿的青苔。
五点钟，她轻手轻脚地起床，换上那件墨绿色旗袍。丝绸面料贴着皮肤，凉丝丝的。她站在穿衣镜前，镜中的老人陌生得让她有些恍惚：旗袍腰身明显松了，这些日子她瘦了不少；银白的头发即便仔细梳过，也掩不住稀疏；脸上那些深刻的皱纹，在晨光熹微中像一张网，网住了她七十七年的人生。
但她今天不关心这些。她只关心一件事：那些酒马上就要变成钱，变成实实在在的好日子。
六点半，儿子儿媳的房门开了。儿媳看见她这身打扮，愣了一下：“妈，您这是……”
“今天有重要的事。”杨阿婆的声音很轻，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坚定，“你们上班去吧，不用管我。”
儿子从卧室出来，眼下有浓重的黑影，显然一夜没睡好。他张了张嘴，最后只说：“妈，我请假陪您吧。”
“不用。”杨阿婆转身往厨房走，“王主任那边说好了，他们派车来拉货。人多反而不好。”
雨越下越大了。八点钟，杨阿婆开始一趟趟往楼下搬小件的杂物，为搬运工腾出通道。旗袍下摆很快被雨水打湿，沾上泥点，她也浑然不觉。九点钟，她接到王主任的电话：“杨同志，车已经出发了，大概十点到。尾款我直接带过来，还是现金。”
“好好，辛苦您了。”杨阿婆握着手机的手在微微发抖。
挂掉电话后，她突然想起什么，又拨通了刘经理的号码——这是她最后一次确认机会。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背景音嘈杂，像是在某个热闹的场所。
“小刘啊，今天酒就要出手了。”杨阿婆的声音里带着笑，“阿姨真的要好好谢谢你。”
电话那头的刘经理沉默了足足五秒钟。再开口时，他的声音有些奇怪，像是感冒了，又像是刻意压低了：“阿姨……交易顺利吗？”
“顺利，顺利。王主任说十点就来拉货。”杨阿婆忽然想起什么，“对了小刘，等这事完了，阿姨请你吃饭。咱们去城隍庙那家老馆子，你爱吃的蟹粉小笼。”
这一次，刘经理的沉默长得让人心慌。就在杨阿婆以为信号断了时，他的声音终于传来，轻得像一声叹息：“阿姨……您多保重。”
电话挂断了。忙音嘟嘟地响着，杨阿婆举着手机，愣在阁楼的楼梯口。窗外的雨声忽然变得很大，哗啦啦地像是要把整个世界淹没。旗袍湿透的下摆紧紧贴在小腿上，冰凉刺骨。
九点四十分，门铃响了。杨阿婆几乎是冲过去开的门——门外站着的却不是王主任，也不是什么搬运工，而是两个穿着警服的年轻人，身后还跟着她儿子。
“杨秀英女士是吗？”为首的警察出示了证件，“我们是虹口分局经侦支队的。接到举报，您这里可能涉及一批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我们需要现场查验。”
杨阿婆的脑子“嗡”的一声。她下意识地挡在门口：“你们……你们搞错了吧？我的酒都是真的，市机关的王主任都检测过的……”
“王建国？”警察和身后的同事交换了一个眼神，“杨女士，您说的这个人，涉嫌多起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案件。我们已经在跟踪调查了。”
世界在这一刻开始倾斜。杨阿婆感到一阵天旋地转，她伸手扶住门框，旗袍的丝绸在粗糙的木料上摩擦出细微的声响。儿子上前扶住她，他的手很稳，声音却很轻：“妈，让他们看看吧。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
警察的工作细致而沉默。他们一箱箱拆开查验，拍照取证，用便携设备扫描防伪码。阁楼里只剩下纸箱被打开的声音、相机快门声，以及窗外永不停歇的雨声。杨阿婆坐在那张藤椅上，背挺得笔直，眼睛死死盯着那些被拆开的酒箱——每打开一箱，她的脊背就僵硬一分。
中午十二点，初步查验结束。年轻的警察摘下手套，语气尽可能温和：“杨女士，目前查验的三十箱，防伪码全部无法验证，包装工艺不符合正品标准，酒液初步判断是低端勾兑酒。我们需要查封全部货物，做进一步鉴定。”
“那……那王主任……”杨阿婆的声音飘忽得像一缕烟。
“所谓的市机关事务管理局采购，是他们诈骗话术的一部分。”警察从文件夹里取出一张照片，“您看，这是我们从其他受害人那里获取的‘合同’，公章样式和您这份一模一样。而真正的机关采购，根本不会采用这种形式。”
照片被放到杨阿婆面前。她看着那枚鲜红的印章，忽然想起王主任递过合同时的笑容——那么诚恳，那么可信。她也想起刘经理每天早晨的问候，想起他派人来退款的“诚信”，想起他说“阿姨，等您发财了请我吃小笼包”时眼里的笑意。
所有这些画面在脑海里翻滚、碎裂，最后拼凑出一个她不愿承认的真相：她以为的财富之门，从一开始就是精心设计的陷阱；她以为的贵人，是盯着她养老钱的豺狼；她以为的转机，是让她陷得更深的圈套。
旗袍还穿在身上，湿透的布料紧紧贴着皮肤，冷得像一层冰。杨阿婆慢慢站起身，走到那箱被打开的“军区特供”前，拿起一瓶酒。粗糙的瓶身在掌心摩擦，劣质印刷的“军”字缺了一个角，像是在嘲笑着什么。
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她还是纺织厂女工时的事。那年她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奖励是一床大红缎面的被面。她抱着那床被面走回家，路上每个人都对她笑。那种实实在在的荣誉，那种靠双手挣来的尊重，和眼前这些虚假的酒箱、虚假的承诺，隔着四十年的光阴遥遥相对。
“妈……”儿子走上前。
杨阿婆抬起手，示意他不要说话。她拧开瓶盖，浓烈刺鼻的气味涌出来。她没有喝，只是把酒瓶举到眼前，看着里面浑浊的液体。
“警察同志。”她的声音出乎意料的平静，“这些酒，你们全拉走吧。能追回多少钱，就追回多少。追不回的……就算了。”
“妈！”儿子急了，“三十万呢！”
杨阿婆转过头看他。雨水从老虎窗的缝隙漏进来，滴在她银白的头发上，像是提前到来的眼泪。但她没有哭，只是很轻很轻地说：“人老了，眼睛花了，心也盲了。该付的学费，总得付。”
下午两点，搬运工开始把酒箱一箱箱往下搬。沉重的脚步声在木楼梯上响起，咚咚咚，像是敲在心脏上。邻居们聚在弄堂里围观，交头接耳。杨阿婆没有躲，她就站在门口，看着那些她曾经视若珍宝的酒箱被搬上警方的货车。
雨渐渐小了，变成细密的雨丝。最后一批酒箱搬完时，一个警察走过来：“杨女士，我们需要您儿子配合做个笔录。另外，您认识一个叫李国华的人吗？青浦区的，七十多岁。”
杨阿婆茫然地摇头。
“他也是受害人，同时被胁迫作为中转点。他提供的线索很重要。”警察顿了顿，“他说……觉得很对不起您这样的老人。”
杨阿婆望着空荡荡的弄堂。雨水洗净的青石板上，倒映着灰白的天光。那棵老桂花树在这场秋雨里落尽了最后的花，只剩下湿漉漉的、深绿的叶子。
她忽然想起刘经理最后那个电话里的那句话：“阿姨，您多保重。”
原来那不是祝福，是告别。
货车发动了，驶出狭窄的弄堂。杨阿婆转身回到屋里，一步一步爬上阁楼。曾经被酒箱塞满的空间，此刻空荡得让人心慌。地上只留下纸箱摩擦的痕迹、搬运时蹭掉的墙皮，还有角落里那瓶她打开过的“军区特供”。
她走过去，捡起那个酒瓶，走到老虎窗前。窗外，城市在雨雾中朦胧不清，远处的高楼像一个个灰色的剪影。她举起酒瓶，想把它扔出去，手臂抬到一半，却又放下了。
旗袍还穿在身上，已经半干，皱巴巴地裹着瘦削的身体。她慢慢脱下它，换上平时穿的旧棉布外套。丝绸从皮肤上滑落时，发出轻微的、几乎听不见的叹息。
楼下传来儿子的声音，他正在和警察说话。杨阿婆靠在空荡荡的墙壁上，闭上眼睛。膝盖又开始疼了，那熟悉的、纠缠了她二十多年的疼痛，此刻反而让她感到一丝奇异的踏实。
至少这疼痛是真的。
至少这场雨是真的。
至少这个一片狼藉的、空荡荡的阁楼，是真的。
第六章：未终结的战争
酒箱被拉走后的第三天，杨阿婆发了一场高烧。体温在夜里陡然升到三十九度五，儿子连夜送她去医院。急诊室的灯光白得刺眼，消毒水的气味浓得化不开，她躺在移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一块水渍的痕迹，觉得那形状很像一枚残缺的印章。
吊瓶里的液体一滴一滴落下，像永远下不完的雨。儿子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手掌温暖粗糙。杨阿婆在药物的作用下迷迷糊糊，忽然说：“你小时候发烧，我就这样整夜整夜守着你。”
儿子没有接话，只是把她的手握得更紧些。
天亮时烧退了。医生说是急火攻心加上着凉，开了药让回家静养。回去的车上，杨阿婆看着窗外流动的街景——早点摊蒸腾的热气，匆匆赶路的上班族，牵着孩子上学的老人。这个城市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照常运转。
只有她的阁楼空了。只有她的存折空了。
到家后，儿子要请假陪她，她执意不肯：“你去上班，妈没事。”等家里人都走了，她一个人慢慢爬上阁楼。晨光从老虎窗照进来，在空荡荡的地板上投下一方明亮的光斑。灰尘在光柱里缓缓旋转，像一场无声的舞蹈。
她在光斑中央坐下，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微信里，“名酒汇刘经理”的最后一条消息还停留在三天前：“阿姨，您多保重。”她点开他的朋友圈——一片空白，只有一条横线。他把她删了，或者把她屏蔽了。
杨阿婆没有删他。她只是退出了微信，打开通讯录，找到那个标记为“市机关王主任”的号码，拨了过去。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机械的女声用中文和英文各重复一遍。她挂断，又打了一遍。还是空号。她打了十遍，直到手指僵硬。
午后的阳光慢慢移动，从地板爬到墙壁。杨阿婆站起来，走到墙角——那里还有一箱漏网之酒，是最早的一批，被压在最底下，搬运时没被发现。她拆开纸箱，里面六瓶“世博纪念酒”整齐排列。
她拿起一瓶，走到楼下厨房。从抽屉里找出开瓶器，砰的一声，瓶盖开了。浓烈的酒气冲出来，她倒了小半杯，琥珀色的液体在玻璃杯里晃动。
没有喝。她只是看着。
门铃在这时响了。透过猫眼，她看见两个穿制服的人——不是警察，是社区工作人员。开门后，年轻的女社工微笑着：“杨阿姨，我们是街道反诈宣传小组的。听说您最近……遇到些事情？”
原来儿子去报了案，还联系了社区。杨阿婆让她们进屋，倒了两杯白开水。社工小徐说话很温和，没有直接提骗局，只是说：“阿姨，咱们街道最近在组建老年人反诈志愿者队，您愿不愿意来听听课？”
杨阿婆沉默了很久。杯中的白酒静静放着，酒气在空气中慢慢弥散。窗外，弄堂里传来收废品的吆喝声，和往常一样。
“好。”她听见自己说。
第一次反诈讲座在社区活动室举行。来了二十多个老人，大多是听说有免费礼品来的。投影仪在幕布上打出各种诈骗案例：保健品骗局、理财骗局、收藏品骗局……杨阿婆坐在最后一排，背挺得笔直。
轮到分享环节时，主持人问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情况。场下一片沉默。杨阿婆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布满老年斑，关节粗大，是劳作了一生的手。
她举起了手。
所有人的目光投过来。她慢慢站起身，走到讲台前。没有用话筒，她的声音不大，但活动室里安静得能听见空调运转的嗡嗡声。
“我买了二百多箱假酒。”她开口第一句话，就让下面起了小小的骚动，“花了三十万，是我和老伴攒了一辈子的钱。”
她讲得很慢，从五月的第一场直播，到八月的“诚信退款”，到九月的“王主任”，到十月十五日那个下雨的早晨。讲到旗袍时，她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下去。没有哭，没有激动，就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讲完后，活动室陷入了更深的沉默。然后，一个坐在前排的老伯伯颤巍巍地举手：“我……我也买过那种‘央行纪念钞’，花了八万，说是能升值……”
像是打开了某个闸门。老人们开始一个个发言：
“我去年买了三床‘磁疗被’，说是能治高血压……”
“我媳妇不让我说，我投了个‘养老公寓项目’，五万块打了水漂……”
“那个卖我‘航天纪念币’的小姑娘，嘴可甜了，天天叫我奶奶……”
声音嘈杂起来，带着方言口音的普通话在空气中交织。杨阿婆站在讲台前，看着这些和她一样头发花白、面容沧桑的老人。他们有的激动，有的羞愧，有的眼眶发红。但这一刻，他们都在说，都在把那些原本羞于启齿的经历，摊开在这个午后的阳光里。
社工小徐悄悄按下了录音键。
讲座结束后，好几个老人围住杨阿婆，要加她微信。他们建了一个群，群名叫“老伙伴防骗联盟”。第一天只有七个人，第二天变成十五个，第三天三十个。大家每天在群里分享遇到的“可疑情况”：突然热情打电话推销的、上门免费体检的、邀请参加“感恩答谢会”的……
杨阿婆成了最活跃的那个。她把自己被骗的每一个细节、骗子的每一句话术，都整理成文字发在群里。她还学会了截屏、录屏，教其他老人怎么保存证据。
儿子发现母亲变了。她不再整天待在阁楼，而是抱着手机，戴着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打字。有时候深夜了，她房间的灯还亮着。
“妈，您别太累了。”
“不累。”杨阿婆抬起头，眼睛在昏黄的台灯下闪着光，“我今天又劝住了一个老姐妹，她差点买了两万的‘量子波袜子’。”
儿子看着母亲，忽然想起很久以前的事。那时他还小，母亲在纺织厂当小组长，为了赶一批出口订单，连续加班半个月。每天深夜回家，她都累得直不起腰，但眼睛里就是有这种光——那种觉得自己在做重要事情的光。
十一月初，警方传来消息：诈骗团伙的主要成员在浙江落网。他们用类似手法骗了长三角地区两百多位老人，涉案金额超过一千万元。杨阿婆是单人损失最大的。
追回的钱不多，平均下来每位受害人能拿回百分之十五左右。警察特意来家里说明情况，语气里满是歉意。杨阿婆平静地听完，说：“辛苦你们了。”
送走警察后，她回到阁楼。那瓶开了盖的白酒还在桌上，酒液挥发了一些，剩下一半。她拿起瓶子，走到老虎窗前。
窗外是上海的黄昏。远处高楼亮起零星的灯光，近处弄堂里飘起炊烟。卖桂花糕的小推车吱呀呀地经过，喇叭里循环播放着：“桂花糕，热乎乎的桂花糕——”
杨阿婆拧开瓶盖，把酒慢慢倒出窗外。琥珀色的液体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落在墙角的泥土里，很快渗进去，只留下一块深色的痕迹。
酒倒完了，她拿着空瓶下楼。儿子在厨房做饭，油烟机的轰鸣声里，他回头问：“妈，晚上想吃点什么？”
“随便。”杨阿婆说，然后顿了顿，“对了，明天我要去趟派出所。”
“怎么了？”
“小徐说，警方想让我去给他们的反诈宣传拍个短片。”她把空酒瓶放进垃圾桶，发出清脆的碰撞声，“我想了想，去。”
儿子停下炒菜的动作，锅里的油滋滋地响。他转过头，看着母亲。她站在厨房门口，穿着最普通的灰色外套，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窗外最后的天光照在她脸上，那些皱纹像地图上的河流，记录着七十七年的风雨。
但她站得很直。
“好。”儿子说，转回头继续炒菜。油烟升腾起来，模糊了他的眼睛。
夜里，杨阿婆在“老伙伴防骗联盟”群里发了一条长消息。她写道：“我今天把最后一瓶假酒倒了。钱可能追不回来了，但咱们不能白被骗。每个上当的经历，都要变成提醒别人的警示。骗子还在，咱们这群老骨头，就得一直提醒下去。”
消息发出去后，群里安静了几分钟。然后，一个接一个的“大拇指”表情跳出来。最后，那个买过“航天纪念币”的老阿姨发了一段语音，声音哽咽：“杨姐，谢谢你。我被我儿子埋怨了半年，今天第一次敢跟他说，我也有用处，我救了王阿姨没被骗。”
杨阿婆放下手机，走到窗前。夜色已经完全降临，弄堂里的路灯一盏盏亮起，昏黄的光晕在湿漉漉的石板上荡漾。远处传来电视声、麻将声、孩子的笑声——这是最平凡的、最真实的人间烟火。
她想起那个关于旗袍和明亮大厅的梦。梦醒了，她还在这个老旧的阁楼里，膝盖还在疼，存折上的数字还是少得可怜。
但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老虎窗的玻璃上，映出她模糊的倒影。她对着那个影子，很轻很轻地说：“明天去拍短片，穿什么好呢？”
窗外，卖桂花糕的喇叭声渐渐远去，融进上海的秋夜里。而更远的地方，在这座城市的无数个角落，那些标着“特供”“专供”“内部”的谎言，依然在寻找下一个渴望价值的灵魂。
战争还未结束。
但至少在这个弄堂深处亮着灯的阁楼里，一个老人决定，她要一直提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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