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27年，广州有个女学生在学校门口被拦了下来。
不是迟到，也不是没带书包——是因为她没穿束胸衣。
那时候的检查，连女校也不例外。
老师站在门口，盯着每个女生的胸口看。
有人低头，有人脸红，她站在原地，什么都没说。
后来这事儿传到了她家的弄堂口，父亲当场甩了她一巴掌，说：“不穿那玩意儿，你还算是个姑娘吗？”
这不是个孤例。
那几年，像这样的事儿太多了。
事情要从头说起，还得从民国初年讲起。
清朝刚垮台那会儿，全国乱七八糟的。
但有一点很明确——大家都想变。
变得现代、变得文明、变得跟西方一样。
可怎么变？从哪儿变起？那时候的知识分子们各有各的说法。
有人说得先办教育，有人说得搞科学，还有人说得从女人开始。
理由很简单——女人受压太久了。
裹脚禁了，可束胸这个习惯反而更流行了。
尤其是在城里，越是家境殷实的，越讲究这个。
姑娘从小就被教导：女孩子要端庄，要矜持，身体不能“招摇”。
于是，十几岁的女孩每天早上一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把胸紧紧地缠上，缠得越平越好。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遭罪。
有些姑娘勒得喘不过气，晚上睡觉都不敢松。
医生看不过去，说这不是穿衣，是慢性自残。
可没人听。
因为那时候的“端庄”和“德行”，就写在她们的身体上。
1925年，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张竞生，写了本书叫《美的人生观》。
里头有一章专门写束胸的危害。
他说女性的身体不该成为社会的道德负担，更不该为所谓美观而牺牲健康。
这书一出，引起不小的波动。
有人骂他“伤风败俗”，也有人说他说出了真话。
广州的教育圈里就有人专门组织读书会，讨论这事儿。
再过两年，广州国民政府下了决心。1927年，一纸通告贴满了街头：禁止女性束胸，违者罚款五十大洋。
这一下，事情闹大了。
五十大洋不是小数。
那时候一个普通工人月薪也就四五块钱，五十块相当于一个家庭几个月的开销。
不是谁都赔得起的。
政府还不光是贴告示，他们还真查。
警察和妇女协会联合行动，到学校、到工厂、甚至有的还进居民家里翻衣柜。
有人说这像是一场“反身体的战争”，可对政府来说，这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步棋。
他们不是没意识到这事儿敏感。
于是，一边重罚，一边宣传。
报纸上发文章，广播里做节目，学校也开起了“自然美”讲座。
女医生成了宣传主力，她们走进社区，讲肺病、讲脊柱变形，讲得人心里发毛。
可不是每个人都买账。
广州有个商会会长，女儿因为没束胸被罚了钱，他气得当场撕了罚单，说：“我家教好得很，不劳政府管。”后来这事儿闹上了报纸。
他不肯认错，女儿倒是偷偷把束胸衣烧了。
与此同时，时装也在变。
上海的裁缝店开始卖一种新式内衣，叫“胸罩”。
不是勒的，是托的。
有人觉得不习惯，说穿上像没穿，有点“露”。
但更多的年轻人开始尝试。
尤其是看了电影《神女》之后。
阮玲玉在片里穿着新式衣服，站在街头抽泣那一幕，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
束胸的衣服销量直线下滑。
一家在南京路开了二十年的老店，专做传统内衣，到了1931年关了门。
老板娘说：“没办法，姑娘们都不穿了。”
可运动也不是没有反弹。
那几年，举报成风。
有的邻居看谁不顺眼，哪怕只是穿了件厚点的衣服，也敢去派出所举报“疑似束胸”。
老师检查太严，学生不敢上学。
有个地方女中，一周内退学二十多人。
家长说：“读书是好，但不能让孩子天天受羞辱。”
政府后来也意识到问题，放缓了检查频率，转而用舆论引导。
运动的声势慢慢淡了下来，但束胸这事儿，基本算是过去了。
有件事值得一提。1934年，上海妇女联合会做了个调查，发现市区20岁以下的女性中，95%已经不再使用束胸衣。
而在1920年代初，这个数字几乎是反的。
也就是说，十年时间，一种根深蒂固的穿衣习惯就此消失了。
没人再提50大洋的罚款，也没人再敲门查柜。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参考资料：
张竞生，《美的人生观》，商务印书馆，1925年。
李梅，《民国女性身体观的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广东省档案馆编，《广州社会生活变迁档案选编（1912—1949）》，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
王晴佳，《近代中国的身体与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申报》馆藏档案，1927年5月－1928年10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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